11月3日上午，应德州市文联、德州学院之邀，年已八旬的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荣誉副主席邓友梅先生，在德州学院四楼报告厅做了题为“我的文学经历”的演讲，现场三百余人聆听了邓友梅先生传奇般的人生历程，对家乡、对祖国的热爱，对生活的感悟，以及步入文坛的过程。据悉，这是邓友梅先生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公开演讲，体现着他对故乡的深情厚意。
11月2日，本报记者有幸于演讲前独家专访了邓友梅先生。邓友梅先生历尽人间沧桑，他的豁达与智慧、通透与超拔，对于生命的深刻体验，对于生活的无比热爱，对于文学理想的坚持，深深地感染了记者，整个访谈气氛轻松而愉快。访谈结束后，邓友梅先生为本报欣然题词。现将部分访谈内容整理刊发，以飨读者。
邓友梅先生在德州学院演讲
邓友梅小传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邓友梅的父亲从山东到东北，拉洋车认识了一东北军官，后来当了专职车夫随着东北军进了关，在天津铁路上做工。1931年，邓友梅出生于天津。不久，日本鬼子占了天津，鬼子工头很凶。有一天鬼子殴打了邓友梅的父亲，全家待不下去，只好搬回老家德州平原县。
在故乡平原县，邓友梅受到抗日教育，11岁时便响应号召参加了八路军，当了“交通员”，因为年龄小不会引起注意，可以在鬼子眼皮底下完成大人不能完成的任务。1943年底精兵简政，邓友梅年龄太小“复员”了。复员费是40斤小米、几尺粗布，并被要求马上转移，于是他回了天津。在天津他被某工厂招收后，强行押送至日本山口县一化工厂做苦工，后被送回山东一兵工厂。14岁的邓友梅很快跑出来，翻山找到新四军游击队，第二次参军，成为文工团员。1946年，15岁的邓友梅在《文艺报》发表了处女作《文工团员的一日》，丁玲加了编者按。
1949年，邓友梅在新华社某军队分社做见习记者。1950年转业后，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市文联创作员。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之后进入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。1955年，中央文学讲习所毕业之后，为体验生活，在一个建筑公司担任基层领导。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《在悬崖上》，引起重视。不久，被划为右派，搁笔20余年。1962年，在辽宁省鞍山文联工作。 “文革”中受严重迫害，送盘锦等地改造，拔乱反正后得到改正，调北京市文联任专业作家，党组成员。1984年，当选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、书记处书记，被任命为外联部主任。
邓友梅的文学创作成就斐然，众多作品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，《我们的军长》、《话说陶然亭》、《追赶队伍的女兵》、《那五》、《烟壶》连续5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作品译有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阿拉伯、老挝等多种文字。
■谈故乡：“对我的作用最大”
记者：有一篇诗作称“故乡是腮边的一颗泪”，那么作为德州老乡，您对故乡有着怎样的心结与情感呢？
邓友梅：我出生在天津，故乡是德州平原县。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故乡平原对我的作用最大。我在故乡看到了日本侵略者、汉奸对于老百姓残酷的杀害、掠夺，在故乡看到了中国农民那种艰苦的生活，而且在这么艰苦的环境当中，他们充满了生活的信心，那真是顽强奋斗的生活。而且在故乡我最先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，参加了八路军，在八路军讲习班受教育。一些最基本的做人的观念、素质，我觉得是故乡的生活所给予我的。
以后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下意识地把当地跟故乡去比较：这个跟我们故乡比起来，这个怎么怎么样。这个比较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，比如到有的地方，看它那个自然条件那么好，哎呀，我们的家乡的自然条件那么坏，老百姓那么艰苦，这要是我们故乡的人在这儿的话，会怎么富裕等等。总是拿故乡做一个对比。而且呢，记忆中的故乡总是最美的一面，没有缺点。甚至于前几天有报纸报道街上有人受了欺负，一群人围着看，没有一个人出手。看了报道，心里就想：这要在我们故乡，早就有人打抱不平了，怎么能这样！咱们记住都是家乡人的好，恰恰是这个观念培育我们尽量保持故乡的优良传统。实际上，生活上最难的时候是在家乡的那段时间，但是记忆中还是家乡好。
■谈人生：拥有信念就不会悲观
记者：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，社会结构转型，当前社会价值观出现多元化趋势，那么我们对此应当如何认知与把握呢？
邓友梅：目前社会状况，我觉得整个气氛的自由度、和谐度，每个人对于现实、对于自己、对于各种事实观点自由发挥的空间，都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，这么宽阔，这么松快，这是一个极好的现象。
但与此同时，也就产生一个问题，青年人对世界的认识，对人生的追求，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突出的、强有力的引导，就容易走向“自流”，而不是自由。一个人认识世界认识自己，和确定自己的人生观念，需要接受一代一代人多方面的历史知识、伦理观点。老实讲，这是一个思考的过程，完全放任自流，处于自然状态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这样就很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。
大家自由是自由了，反倒没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生奋斗目标。失去方向性以后呢，对他自己的生活本身，对他精神生活本身不是带来了愉快，反倒是带来了惆怅、困惑、迷惘。
人的一生有两个需求，一个是物质的需要，一个是精神的需求。只有精神的需求没有物质的，这个人活不下来，无法实现。但是只有物质的满足，没有精神上的满足，这跟动物区别就不大了。如何树立自己的人生的目标，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，我觉得对每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不可躲避的一个问题，你躲避了以后自己关上门也会感到空虚。
记者：在您的人生历程中，可以说多灾多难，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中，您认为人生最可宝贵的是什么？您有没有过绝望的情绪？
邓友梅： 最宝贵的是人生信念。我的一生经过了许多灾难，战争的时候，随时都有性命之忧。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，1957年，我被打成了“右派”，到“文化大革命”遭的罪就更不用说了，还能坚持活过来，靠的就是信念，并没有因为这些就彻底绝望悲观。
什么信念呢？我觉得我从小参加革命部队，培养了我两个信念。一个是人活一辈子，总要做一点儿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有利的事情，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做点儿积德的事儿，每个人活这一辈子都应做点儿积德的事儿，不做缺德的事儿，那样咱们整个社会就会更美好。
再一个呢，就是相信只要你奋斗下去，你的目标是正确的，不管有多大的磨难，最终你会创造出你自己的成绩来。这个不一定是非要达到什么高度，在你的能量所及的范围之内，你只要努力下去的话，世界不会亏待你的。
人的精神信念，比他物质需要的重要性绝对不低。我的人生体会就是，人只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，再艰苦的情况之下，咬咬牙一定会冲过去。
记者：树立坚强的人生信念显然非常重要，那么又该如何树立呢？
邓友梅：这个人生信念怎么取得呢？确实还是要多进行一点儿学习。我们不说哪一种信念最好，但你总要有所了解，通过读书，通过各种媒体材料，了解一些历史上以及现在这些成功的人，他们的信念是怎么得来的，他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信念，为什么会坚持下去，从别人的经历上取得一些教诲，理解一下人生的真义，这样的话你才丰富你自己的精神世界，你才会有所思考。
■谈文学：要对生活有真情
记者：作家创作要有什么样的准备，或者说从事文学事业最关键的要素是什么？
邓友梅：从事文学工作的作家、诗人，大概有两个武器，一个武器是你的表现功底，你的文字能力，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是你的情。你对生活有没有真情，如果你的生活感受里面没有过真情，不管是喜是怒是悲是哀。如果你都是看人家怎么悲哀，看人家怎么喜乐，你去描写，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很难动人。你自己真正喜欢过，你真正打心里头悲哀过，有过这样的感情经历，即使是写别人，你也能写出真情实意来。从我个人来说，我这个作家不是有意识要当，是自然而然的，那是过去生活当中激动过我的，我心里忘不了才写出来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倡导体验生活，后来我发现生活不是体验的，下去体验下去采访，我也做过，这些东西有的拿回来也写了，可以写得故事很好看，但写得并不动人。真正我后来写好的东西，恰恰是我没有采访，一开始也并没有打算写的，但一到激动时自然冒出来，这个反倒是能写好的。你有意识为了要写而去体验，不会写好。看到别人哭，你可以同情，但是你体验不到那个苦在心里的滋味是什么。
记者：目前各种文学奖项不少，前段时间鲁讯文学奖在诗歌方面就引起了一些争议，应该怎么样看待呢？
邓友梅：对于文学奖项，这个就很难说了。我曾经五年连续得奖，但是没有一次是我打算得奖的，完全意外，我真打算得奖的那个常常是得不了奖。这个奖呢是对文学写作某一些方面的一种鼓励，得了奖的人当然是非常高兴的，没有得的话，也不必太在意。因为每一个评委都有自己的观点，你可能赞成这个，我却看不上这个。评委代表了不同读者不同观点不同兴趣。
这次鲁奖最大争议是网上称车延高诗歌为“羊羔体”，但是他的其它作品感情还是很真挚的，我觉得当了这一级的官员还能有这样真挚的感情，要我的话我也给他奖，真不简单，有很多人当了官以后他就没有这个真实的情感了，我觉得可贵的恰恰是这一点。■采访： 张富涛 高艳国 摄影： 王晓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