曲薪蓉
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。孩子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庭教育，有什么样的家教，就有什么样的人。家风文化包括家训、家礼和家规，重视家风文化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营造良好社会风气。
家训倡德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。家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教育的核心载体，承载着代际间的道德训诫与生存智慧，通过生活化的伦理叙事将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可感知、可践行的行为准则。家训的建构既源于家族成员对人生经验的凝练，又依托于经典义理与日常实践的深度融合，具有“语多朴直”的特点。其一，家训实现了价值传导的具象化叙事。相较于官方典籍的抽象说教，家训善用“以事明理”的叙事策略。如北宋袁采《袁氏世范》将“睦亲”“处己”“治家”细化为生活守则，通过“夜间防盗须逐日检视”等具体场景，将儒家伦理转化为可操作的日常规范。《孝经》将“始于事亲，终于立身”的抽象理念，具象为“晨省昏定”“冬温夏清”等可感知的行为准则。其二，家训具有知识体系的迭代机制。以《郑氏规范》为例，自南宋至明初历经六代人持续完善，既保持“孝悌力田”的核心价值，又适时纳入“冠婚丧祭各遵文公家礼”等时代内容；这使家训成为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重要载体。其三，家训实现教育方式的立体渗透。家训对家庭内部成员的影响通过祠堂、族谱、日常行为示范等。清代张英《聪训斋语》通过“圃翁曰”的对话体例，模拟父子间的促膝长谈，实现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。传统家教对社会范围内培养道德意识、确立基本价值理念、造就良风美俗起着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。
家礼润心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范化。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在中国古代社会，“礼”被视为人存在于世的根基，它不仅是传统风俗的体现，更是一套社会体系，在家庭教育的范畴内，教导家庭成员认识并实践“礼”是至关重要的。其一，家礼构建起了行为范式与伦理秩序的双重规约。家礼的“文质统一”特性使其成为道德理性的具象化载体。从“文”的层面观之，如《礼记》所载“男子二十冠而字”的成人礼，通过特定服饰、祝辞、仪节的设计，使抽象伦理具象为可视化的行为。这种程式化设计通过“视听言动”的标准化训练，将“质”所承载的“孝悌忠信”等价值内核植入日常实践。其二，家礼形成了道德内化与社会教化的双向机制。家礼的教化功能超越单纯的行为规训，建立起“家庭-宗族-国家”的教化链条。在微观层面，家庭通过日常礼仪，使家庭内部成员在实践中体认家礼。如朱熹所言“洒扫应对进退之节，皆所以习心也”，这种浸润式教育将道德认知转化为情感认同。在宏观层面，千家万户的礼仪实践共同构成社会教化的网络，如《礼记》所载“礼俗以驭其民”，家礼通过规范家庭行为模式，最终实现“一家之教化即国家之教化”的治理目标。其三，家礼缔造了血缘认同与家国同构的价值纽带。在空间维度，通过“祠堂制度”“族谱编修”等实践，将分散的家庭单元整合为具有共同价值认同的宗族共同体。在时间维度，家礼作为文化基因的传递载体，使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逻辑得以传承。这种“家国同构”的同心圆模式，既维系着乡土中国的基层秩序，又为“治国之道”提供伦理支撑。家礼通过将抽象道德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，构建起价值传导体系，为当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镜鉴。
家规止禁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化。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，治家与治国具有高度一致性。家规止禁机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塑造，本质上体现了传统社会治理中“礼法合治”的深层智慧。这种制度设计不仅通过刚性约束确保伦理规范的内化，更在实践层面构建起家国同构的价值传导体系。其制度效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：其一，家规与国家治理形成互补性治理结构。如北宋时期，大家族通过制定“祠规”“族约”等明文规定，将“孝悌忠信”等道德伦理转化为具体行为准则，甚至发展出包括“革谱除名”“祠堂审判”等在内的惩戒制度。这种治理模式通过家族自治实现了儒家伦理的本地化实践。其二，家规构建起立体化训诫网络。以徽州汪氏宗族为例，其《族规》将惩戒细化为七类三十九款：从“罚跪祠堂三炷香”的警戒类措施，到“永不得入族学”的资格类处罚，形成轻重有序的惩戒梯度。这种方式既保证规范权威，又避免过度严苛引发家族矛盾。其三，家规体系确保价值传承的延续性。家法族规并非僵化教条，而是随时代变迁进行适应性调整。清代《湘潭周氏族谱》于光绪年间增补“戒吸洋烟”条例，反映出家规对社会思潮的敏锐回应。传统家规也会随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而不断更新，确保了家庭与时俱进践行社会伦理道德规范。
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，家风文化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。通过深入挖掘家风文化中蕴含的社会道德教化资源，探索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家教方式，推动中国传统家教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为进一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强大精神力量。
（作者单位：齐鲁理工大学法学院）